雲、菸斗與歷史----漫談菸草與台灣原住民

雲、菸斗與歷史----漫談菸草與台灣原住民 陳泰穎

考証~台灣本土種菸草，大致上可以分為高山種與平地種兩大類。根據推測，高山種是在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由航經台灣的西方商船隊或海盜所傳入。而平地種菸草，則是於十七世紀時，由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漢族移民所攜來。不論是高山種或是平地種菸草，至遲十七世紀開始，菸草已然成為當時台灣住民生活中的一部份。
傳說~在某些原住民的傳說當中，菸草是原住民和異族人交易當中所發現到的珍奇物品，第一次見到菸草的原住民深深訝異為何人的口中居然可以噴出菸和火，而慷慨的異族人便將菸草贈送給原住民。而在另外一些原住民傳說中，菸草則是已經過世的人為了安慰服喪中的親人，將自己化身為菸草，特地托夢告訴親人，向親人們介紹這種可以「忘憂解悶」的植物。
傳統~在排灣語中，菸草叫做Tjamaku，煙斗稱作Qungtsuy。在傳統排灣人的生活中，菸草是被種植在各戶家屋旁邊，是一種隨處可見、隨手可得的植物。當菸草成熟之後，便加以採收並且陰乾儲藏；等到要抽菸時，再把菸草揉碎放入煙斗當中。而排灣族的菸斗，又可以分為菸管與斗部兩個部份，菸管多半用劍竹等植物製成，雕飾較少；斗部則多半以木頭製成，常常有人面或人體等雕刻圖案，極為精緻。以本館所展出的排灣族菸斗為例，它的斗部宛如一隻向四面八方伸出肢爪的章魚，蘊涵了豐沛的生命力與美術創造力。而菸斗，除了供作自己吸菸之用以外，同時也是傳情達意的工具；排灣族男子會製作精巧的菸斗，並且把這些菸斗贈送給心儀的對象，以求博得心上人的燦爛微笑。
殖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與日本的人類學家深入原住民部落時，他們發現菸草幾乎已經是台灣原住民族生活中的一部份。西元1895年開始，日本領台。殖民政府為了蒐集關於原住民部落的資訊，特別要求「理蕃」警察[1]部門以高價向原住民收購菸草，並且趁機打探原住民部落關於槍械、軍火等相關資訊，作為往後以武力討伐原住民的情報參考。
等到全台灣原住民皆被納入日本殖民政府運作體制之後，為了改變原住民傳統刀耕火種與採集狩獵的生產方式，總督府開始獎勵原住民定耕與授產工作，畜產、養蠶、稻作、蔬果種植以及菸草栽培都是當時的主要推行工作目標。有鑑於原住民傳統高山種菸草的味道與品質並不符合當時全球市場需求，總督府專賣局技術人員便積極改良高山種菸草的品質，於1915年首度推出以改良高山種菸草製成的「雪山牌」(Silubia)雪茄，大受好評。待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球經濟成長帶動菸草需求，總督府專賣局又引進哈瓦納種與馬尼拉種的雪茄菸草，於台灣各地適合種植菸草的原住民部落進行試種，相當成功。而1922年，全台原住民部落共出產43.832公噸，為原住民經濟作物型菸草產量的最高峰；於是台灣的菸草又搖身一變，成為「蕃產菸草」等之類的商業產品，在日本政府所舉辦的各式殖民及產業博覽會中展示販售，甚至配合原住民的真人抽煙展演。在當時，由經營原住民農產品與工藝品的商店、以及各式殖民產業博覽會主辦單位所出資印刷的明信片中，我們往往能夠看到原住民被攝影師擺弄著身體，做出叼著菸斗吸菸、舞蹈、彎弓、杵米等強調其「傳統」、「原始」、「未開化」意象的各種姿勢。[2]於是乎，菸草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被商品化，脫離了原本部落文化的傳統脈絡，成為一種新興的全球化文化與資本主義雙重剝削的手段。
雲霧~1929年7月至9月，本所研究人員林惠祥隻身一人來到台灣，進行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綜合田野調查工作，他的旅程遍及今日的台北、新竹、花蓮、台東、南投等地。搜集了相當豐富的民族學與考古學標本，而在南台灣地區的考察過程當中，林惠祥對於排灣族原住民的菸斗也展現出了相當大的興趣，一口氣就蒐購了六支菸斗，在他的調查筆記中，本館所展出的木菸斗是『由木一塊刻成，上雕人頭四，後部如金魚尾』。雖然林惠祥僅僅來台一次，不過他是當時華人世界學界當中第一位來到台灣，進行原住民研究的學者，他在台灣人類學史上理當佔有一席之地。不過林惠祥服膺的是美式四大分支的人類學，使得他關注的領域相當廣泛，又加以當時時局動盪，使得他難有時間、心力將龐大的調查採集成果化為系統化的理論。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史語所隨政府來台，而林惠祥選擇留在社會主義中國，也使得他的研究與台灣人類學的發展出現了相當大的隔閡。儘管中國大陸視林惠祥為台灣研究的先驅，大加弘揚其愛國治學精神，但是在台灣的人類學史上，林惠祥始終是宛如菸斗的裊裊盤旋上昇的香煙一般，身處謎樣雲霧中的存在。
歷史~自1920年代中期開始，總督府專賣局開始准許台灣漢人農民種植菸草，而漢人挾著遠較原住民龐大的資本動員能力，很快就在菸草的經濟栽培上趕過了原住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隨即沿用了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菸酒專賣制度，並於1946年公佈《台灣省菸草專賣規則》，於條文中明文規定『菸草非經專賣局許可，不得種植、輸出、輸入或移入(第二條)』、『凡未經許可私自輸運菸草、試種菸草、製造菸草、販賣或藏匿菸草，處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罰鍰，並將犯案之菸草或原料機械等物沒收之(第二十五條)』。因此菸草的種植至此也就被管制在台中、嘉義、屏東、花蓮、宜蘭等五個「菸區」(宜蘭菸區已於1962年撤銷)，逐漸成為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菸酒公賣制度。
在1949年之前，國民政府的台灣原住民行政可以說仍舊處於摸索階段，原住民在菸草種植上亦保持了一定的能動性。但是在1954年5月所公佈的《取締山胞私菸酒辦法》，首度針對原住民的菸草種植進行限制，規定『山地同胞每戶每年得在住宅周圍空地種植菸草300株，但不得設置乾燥室或利用乾燥室乾燥菸葉，並不得製造紙捲菸，僅能以傳統土法製造，其品種限於山地番菸』。後來，又有公賣局的「特製芙蓉菸絲」、「保林菸絲」[3]等品牌大舉入侵，於是部落中人逐漸捨棄了傳統菸草的種植與使用，轉而成為山地物資供銷處與雜貨店的常客，菸草的私人種植至此正式消失，而部落的菸草文化亦宛如裊裊香煙，隨風而逝。(本文由數位典藏計畫陳泰穎整理、撰寫，於構思過程中得益於台大人類學系碩士班石川豪先生甚多，特此致謝，惟文責概由筆者自負。)

延伸閱讀書目
林惠祥 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三號：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上海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193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編 陳金田等 譯 《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蕃志稿) 南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9
藤井志津枝 《台灣原住民史：政策篇》南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林惠祥 著 蔣炳釗 編 《紀念林惠祥先生百年誕辰-天風海濤室遺稿》福建福州鷺江出版社 2001
汪毅夫、郭志超 主編 《紀念林惠祥文集》福建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1
陳宗仁 編 《世紀容顏：百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圖像》(上)、(下) 台北 國家圖書館 2003 洪馨蘭 《台灣地理百科：台灣的菸業》新店 遠足文化 2004
[1] 將異己稱之為「番」或是「蕃」，是漢人與日本人在面對台灣原住民時所習用的命名策略，在於凸顯己方之文明性格與異己的非文明性，「理蕃」即為「治理蕃人」之意。而本文為求忠實表現當時外來殖民的歷史脈絡，因此使用1910~1950年代之辭彙，絕非希望於今日繼續襲用此一充滿階序高低之殖民分類概念，萬祈原住民朋友海涵。
[2] 在日據時代，不管是人類學者、殖民政府或是民間的攝影師，都為台灣原住民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紀錄，而如今關於這批原住民影像的出版物也相當豐富，有興趣的朋友可參看陳宗仁主編之《世紀容顏：百年前的台灣原住民圖像》等書籍。
[3] 當時國民政府正在原住民地區推行山地三大運動，其中一項即是「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希望透過原住民育苗造林，創造台灣林業的另一高峰，增加經濟出口利潤。因此政府便將於原住民地區專賣的菸草品牌，特別命名為「保林」，將國家意志與政策在不知不覺間，貫徹於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種作法在1950、60年代的台灣社會，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

台灣歷史紀行--芝山岩

台灣歷史紀行--芝山岩

小時候我的家，就住在士林芝山岩的附近，
在星期天(那時還沒有周休二日這回事)的早上六七點
我的父母總是會把我和我姊從床上拖起來
到芝山岩去”爬山”
每次我總是心不干情不願
完全是看在不用吃家裡制式早餐(去芝山岩，就會改吃豆漿，不用吃麵包)的份上
才乖乖就範
所以，對小時候的我
芝山岩只是一個為了早餐菜單變化而虛應故事的存在
陡坡、怎麼也爬不完的階梯
一大堆對我的血液躍躍欲試的蚊蟲
都讓我對芝山岩生不出由衷的欣賞之意

不過，也許是因為我搬了家
兒時的經歷逐漸成為心中百寶箱裡面的珍寶
又加上工作的關係
於是我又再度回到了芝山岩
去工作、去重溫舊夢
也是去回顧我私人與台北的歷史

從前我們家因為路徑的緣故
總是從芝山岩靠陽明醫院的北隘門上山
所以大家熟稔的芝山公園入口處
對我來說還真有種”不知有漢、焉知魏晉”的新奇感
而這次我也循著小時候的步伐
重新登上了北隘門

根據文史工作者的考據
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左右
從中國福建來的漳州與泉州人
經常為了土地、資源與他們的氣概尊嚴
糊裡糊塗地就開戰
清朝政府也制不住他們
有一度
漳州人大居劣勢
只好把家眷老小帶到芝山岩上
並且修築了防禦工事與隘門
免遭滅門滅族之禍
換句話說
今天清幽的芝山岩
在一百五十年前
卻是一派難民營景象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
這些漳州人也總算撐過了戰亂
而北隘門的存在，也就見證了漳州人在漳泉械鬥時期勉力求生的歷史

我信步走向了惠濟宮
在路旁卻赫然發現
小時候完全沒有在意的位置
因為芝山岩的大整頓
居然露出了個近代陸軍的迷彩碉堡
在1945年二戰結束
中華民國受盟總委託來台辦理受降事宜
沒想到一待就變成”總統也跟著來”、”中華民國在台灣”了~
那時，蔣中正總統的官邸就位在士林
芝山岩的位置，恰好可以遠眺蔣中正的寓所
為了不讓萬惡的共匪間諜有機會傷害總統
中華民國國防部便徵用了芝山岩
在上面部署部隊與砲台
護衛總統的安全
這些迷彩的碉堡，就是台灣威權時代
為了護衛國家中樞的遺跡

惠濟宮儘管也有有趣的故事
可是因為不在我這次工作的範圍
只好匆匆帶著靈驗神力的見證離去
各位，我發誓
惠濟宮真的很靈
我自己拜拜就上台大
我幫我學妹求平安學業符，她也考上研究所
超靈驗~

也許是有些忌諱
我並沒有拍下同歸所的影像
不過我還是帶著點敬畏的心情
用雙手朝同歸所拜了兩拜
根據傳說
在公元1786年林爽文之亂時
清朝政府軍北上追剿叛賊
地方老弱為了躲避戰禍，便相約到芝山岩山上避難
但是亂兵仍然上山，劫掠、屠殺了手無寸鐵的人民
劫後餘生的地方鄉民，便將他們不幸喪生的同胞遺骨
收拾起來埋在同歸所這裡
很難想像
兩百多年前的芝山岩，竟是一座殺戮戰場

在同歸所過去幾步路
便是芝山岩有名的六氏先生之墓
公元1895年，清日戰爭結束
台灣依照馬關條約的協議被讓渡予日本
儘管台灣民眾對清朝政府始終缺乏發自內心的敬愛之心與認同感
但是在漢族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對於異族日本倒是一點好感也沒有
所以各地的反抗，在日本領台的前幾年，始終風起雲湧
在1896年1月
台北地方的反抗軍，便組織了一次起義
當時有六位來台教授日文的日本老師
由於擁有日本官員的身分
因此也在芝山岩附近遭到殺害
日本政府為了紀念這六位犧牲的教師
並且向台灣人民灌輸新的國族認同意識型態
於是便在芝山岩將這些老師們風光大葬
並且樹立事件紀念碑與神社
以資紀念
而紀念碑上的字，還是由日本著名首相伊藤博文所提

在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
曾經下達了”拆除本省日偽碑塔”的嚴令
日本神社自然不存
但是六氏先生的墳墓與紀念碑
居然還留存著
也算是一點小小的奇蹟了
只是在1990年代
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因為釣魚台、歷史問題緊張時
曾有中華民族主義者循線找到了芝山岩上的六氏先生之墓與紀念碑
狠狠地潑上了象徵血與死亡的紅漆
所以儘管經過洗刷、今天的六氏先生紀念碑上
仍然可以看到一派淡綠與鮮紅的組合
民族主義，在今天的台灣，也還是台灣某些人心靈思維的重要指導
幸好大部分的台灣人，已經不再那麼不理性了
畢竟政府與國旗來來去去
芝山岩的老樟樹還是屹立在山頂一角
靜靜地在陽光下看著人間流轉
今天我們的激昂
過了十億年之後，也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一小點

我的時間無多
便信步由”百二崁”下芝山岩
百二崁道
其實也和芝山岩的神社很有關係
日本政府在神社建成之後
便大量動員小學生前來芝山岩神社參拜
如此才能讓他們接受到皇國精神的恩澤
日本式的神社建築
有趣的一點就在神社經常可以建在清幽之地
神社前長長的參道
也能夠讓參拜者有效地轉化心靈情境
漸趨肅穆
那時的小朋友們
就得從陡峭的百二崁道
爬上階梯，才能抵達他們的目的地
我從百二崁下山時
恰好有兩位打著赤膊的阿伯
帶著他們的愛犬由山下爬到山上、反覆了好幾次
這也是不錯的運動吧~

下了山右轉
便是芝山岩的考古探坑實驗室
現今台北盆地的文史工作導覽者
常常流傳著一句話
“來到芝山岩，就像是瀏覽過一次台北盆地的歷史”
這是因為芝山岩除了歷史時期的遺物之外
也擁有許多史前時代人類的腳跡
公元1896年，日本學者粟野傳之丞氏
在這裡首次撿到了史前人類的石器
這是台灣第一個以近代科學考古方法調查的遺址
這件事實，使得芝山岩成為台灣考古學史上的聖地
不過由於經費與人力的限制
因此不論是戰前或是戰後的考古學研究
都還沒有針對芝山岩進行有系統的考古發掘
直到1980年代
芝山岩旁的雨農國小興修校舍時
考古學家才發掘出了大量的考古遺物
這大約是距離今天三千餘年前的人類
在此活動的遺留
那時的人們
除了傳統新石器時代的漁獵與採集之外
他們也懂得種植稻米來填飽肚腸
這些芝山岩人，也懂得使用陶器，並且還會用植物纖維編成繩子
作為生活用具

在2000年左右
考古學家劉益昌先生
在芝山岩山腳下發掘出了一具兩千五百年前的人骨
恰恰屬於芝山岩文化時代
由於劉益昌先生所選擇的考古發掘點
擁有非常完整、自近現代一直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層
台北市政府便決定把那座考古探坑保留起來
作為台北歷史教材
以前大學時代，我曾和我的父親以及台大人類學系的同學們一起去參觀過一次
這次算是重溫舊地
可惜考古探坑展示館因為人力的缺乏
只有在假日的短時間開放
所以我也只能透過玻璃帷幕
看著裡邊完整的台北歷史發呆
不過在雨農國小、沿著芝山岩一線的圍牆上
校方倒是把芝山岩考古學文化做了最好的應用
他們把芝山岩的考古歷史、史前人類的生活
都用鑲嵌馬賽克裝飾在牆上
所以只要沿著那堵圍牆走
你就可以明白古人在這裡的生活

我帶著一瓶從腳踏車阿伯那裡買來的礦泉水
慢慢地往陽明醫院、我停車的方向走去
在行政區上
芝山岩附近是台北市士林區的”名山里”
也許是1990年代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推波助瀾
名山里的里民們
對自己的社區非常有自信
在芝山岩的山腳下
處處可見”疼惜芝山”的地磚
與”台北尚(台語，最之意)有感情NO(日文)社區”
而有趣的是
名山里的里民活動中心
除了華語之外，還有日文的大幅看板
跟大家說明這裡是哪裡
天母一帶固然日本僑民甚多
不過就算在中山北路六段日僑學校附近
也少有這樣日文看板與華語同樣大小的情形
我想走遍所有的華人國家
大概也只有台灣會有這種光景吧~

文化、音樂與政治~中國先秦音樂史的幾點隨筆

文化、音樂與政治~
中國先秦音樂史的幾點隨筆

以下是中國河南博物院李宏教授的智慧
我只是在2006年12月14日剛好在中研院史語所
所以聽到了這些有趣的知識
也胡亂想了點東西

一、焚琴煮鶴
這是一句中國成語，意思形容人粗野、沒有情調到了極點
能彈出美麗音樂的琴
可以拿來燒
與大自然合為美景的鶴鳥
居然可以煮來吃

不過，在八千七百年前的中國賈湖
這倒有幾分有趣的真實性
當時的賈湖人
已經懂得製作管樂器
他們會把鶴的尺骨拿來製成骨笛
因此這些人可能真的把鶴煮來吃以後
再把這些鶴的剩餘價值
作最美麗的應用

二、懸
“懸”的意思
在上古的中國音樂世界中
是代表著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
你的身分所能享有的音樂
換句話說
在古代中國的禮樂制度架構之下
不同社會身分階級的人
也有他們專屬的音樂

怎麼區分”懸”呢？
請想像一下
你坐在一間正方形的房間裡
如果你是天子(用今天的說法就是總統)，那麼牆壁的四面都會懸掛編鐘
這種排場叫做”宮”懸

如果你是諸侯、公侯伯子男(用今天的說法叫院長)
那麼牆壁就只有三面會懸掛編鐘
這種派頭也不賴，叫做”軒”懸

假如你是卿大夫(大概相當於今天的部長、次長、處長之流)
那麼你只能在房間的兩面懸掛編鐘
這，叫做”判”懸
要是你是最低層的士(大概相當於我們政府裡的科長、編審、技士之類)
你就只有一面牆可以懸掛編鐘了
這個嗎，叫做”特”懸
不過總比下里巴人要來得入流多了
可是古人也真可憐
如果你當個鄉民
跑去聽古典音樂演奏會
或是身為一國之君
跑去PUB聽不插電
都是有失身份的行為
會被社會鄙視的….
看來當個古代人，壓力也不小
不像今天我愛聽周杰倫、或是帕華洛帝
都沒有人管我
民主主義跟自由主義還是有他的好處的~

三、阿Q之始
大家都知道
中國古樂理中，是把音樂分成宮、商、角、徵、羽五音
在商朝的考古遺留中
學者發現當時的青銅鐘，已經具備了基本的五音
可是到了西周
考古學家在青銅鐘的音階方面
卻發現了好玩的退化現象
就是”商”音完全沒有在西周的樂鐘裡面出現~
換句話說
這種樂音，是經過西周的樂工刻意挑選過的
不能演奏出”商”音

至於這種現象是單純的音樂學、或是工藝層面的退化
還是西周人”逢商必反”的阿Q精神
我也不知道~

四、鄭衛之音
在古書裡邊，儒家學派的學者常常不假思索大筆一揮
鄭國與衛國的音樂就被當作”靡靡之音”、”亡國之音”
好像聽了就會道德低落
宛如學校訓導主任要同學周杰倫跟黃立行的音樂不要聽的訓誨
可是，鄭衛之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剛剛提過
西周的音樂是五音不全~獨缺商音
可是考古學家在鄭國與衛國考古出土的樂器當中
卻發現到
鄭國與衛國的音樂具備完整的五音
甚至也有七音(就是我們今天的Do Re Mi Fa So La Si)
因此，鄭國與衛國的音樂
常常可以彈奏出打動人心的曲調(用現代的術語來說~他們比較ROCK~)
加上鄭國衛國的歌詞風格又走抒情路線
最愛用的體裁是男歡女愛
難怪受人歡迎
其他”諸夏”的音樂曲風，就像是老僧念經一般
自然提不起大家的興趣

五、登堂與入室
據說
孔丘先生是剛剛我們提過”鄭衛之音”的反駁者
諸夏雅樂的守護門神
而孔丘先生除了會教他的學生讀書做人的道理以外
有時他們也會自己組一個Live Band來自娛娛人
彈彈琴瑟、唱唱歌

有回孔丘先生的學生子路先生
一時手癢
加入了Live Band試彈一下
不彈還好、一彈就有問題
因為子路先生是衛國人
曲風活潑、不符合這個孔門Band的音樂理念
他的同門便紛紛當起了憤怒青年
指責子路老兄離經叛道
應該退出樂團、道歉、下台！
(很像王麗萍小姐在2006年9月台北紅燒軍之亂的時候，誤跑到這些統一論者面前喊了句:”台灣國的公民們”的下場，唉~~~~)

不過Live Band的團長孔丘先生
最喜歡的學生就是子路了
所以趕緊跑出來打圓場
然後就準備留下這段千古名言了
“子路是我們的同門，他已經有點底子了，play的技術也不賴，
算是進了我們的門下登堂了，
不過他的音樂理念還帶有太多鄭國、衛國那種亡國淫靡的風格，
還需要下放再教育，
所以子路跟你們這些已經進到我房間入室的團員比起來，
還差一大截，大家一起共同勉勵，不要吵架啦~”
於是乎，登堂入室這句中國成語
就這樣被創造、流傳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