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17, 2007

刺客的老爸(下)

刺客的老爸 黃文雄

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

自來水系統終於修復完成。接著就是爸爸生平最得意的一天。之前幾天爸爸都派了宣傳車向市民宣佈將恢復正常供水,(尤其是二樓以上)久未使用的水龍頭必須關緊。可是經過十幾年缺水,很多市民顯然不相信,那天晚上,新竹市鬧了一場歡天喜地的水災,阿爸也因此出了名,至今還有老輩市民津津樂道。

供水恢復正常以後,改善瓦斯供應,阿爸又申請美援輔助款津貼市民裝設水表和瓦斯表,公用事業管理所從此可以按表收費,提供進一步建設的經費。該所因此變成可以申請貸款的營利單位,人員和車輛都大幅增加。但是,爸爸的成就也正是他的災難的開始。

公共事業管理變成有收入的大單位,所長自然成為很多人眼紅的肥缺。但這一時還不是問題。以爸爸當時的地方聲譽(他在縣與市的成就都是其他縣市參訪觀摩的對象,他在扶輪社的匿名是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校長特別為他取的希臘海神Poseidon),還沒有人敢動他。麻煩來自:第一,他被迫加入國民黨;第二,「有力人士」都競相想往他的單位安插人員;第三,公用事業管理所人多車多,國民黨縣黨部一到選舉都會向他要人要車要錢(協助報銷)。這些都是他所痛恨的,雖然有時勉強敷衍,但他的「不識相」已經得罪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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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裡的「Poseidon」

爸爸的這些困擾,鄒清之縣長任內已有,而在彭瑞鷺接任縣長後更形惡化。事情終於在彭籌劃競選連任時表面化:彭要他負責六百萬元的競選經費。爸爸告訴他,公共事業管理所不是私人公司,他不能這樣做。不但如此,為了前兩期自來水改善工程,公用事業管理所已經負債;當時還在為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以及第二期瓦斯改善工程的經費傷腦筋。彭瑞鷺聽了當然極不高興。其後阿爸就接到彭身邊的人他「多半做不久所長」的暗示和明示。當時升官調職都有價碼,最低的教員調職也要至少三萬,其他形式的營私舞弊不勝枚舉,選舉將到時,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在公用事業管理所這個有收入的肥單位,阿爸因為前述特殊因緣當了主管,卻還理直氣壯的不肯合作,而且不合作了七年之餘,還大談十年、十五年計劃,對許多人來講,已經到不可容忍的邊緣。

當時爸爸正在辦理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公共工程局來函說,政府只能補助一半,另一半必須向美援會申請貸款,但美援會堅持必須提高水費才願貸款。提高水費案提到縣議會時,馬上變成縣議員耍弄的題目。縣議會決議組成七人小組到各地水廠調查水費。旅行吃喝費用本來應由縣議會支出,卻要公用事業管理所報銷。這些費用竟然還包括到台北觀賞日本歌舞團的表演。怎麼報銷呢?

禍起東牆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在政大新聞研究所讀書,當時已經拿到美國大學獎學金,正在準備出國。那一天突然接到家裡拍來的電報,說爸爸被不明身份的人士用吉普車帶走。我極為驚訝,因為阿爸是最不「政治」的人,而且如果是政治事件,抓的人應該是我。我和當時讀政大政治所的謝聰敏來往密切,跟他去見過彭明敏教授,雖未直接參與,卻知道他在全國各地「擦火柴」,串連反蔣人士。而我自己也和僑生中有左派背景的人有些來往。如果不是政治事件,究竟是什麼?

趕回新竹家裡後,才知道調查局的人到公用事業管理所搜索,沒幾分鐘就找到一堆單據,並把爸爸帶走。那時調查局(當然包括各地的調查站)還極為神秘,而這種神秘又加強了它的震懾威嚇作用。我努力找人詢問,以拼湊出事情的輪廓,但肯說話的人不多,有些甚至不敢和我見面。拜託台北政大朋友的家長(政大有不少黨國人士的子弟)向調查局要求和阿爸見面,一時也沒有結果。

來自警總的司法黃牛

這段時間相當讓我困擾的是司法黃牛。我趕回新竹那晚,就已經有人上門招攬,其後至少應付了七批。我雖然不想用他們,卻知道不能得罪他們。這時我已經知道阿爸的事不是政治事件,如果起訴,應在新竹。這些人渣中有些人顯然真正掌握有力的特殊關係,即使不用他們,也不能激怒他們。應付他們的經驗必須找時間用類似小說的方式寫出來,才能傳神。但其中兩人卻必須提一下。

這兩人自稱在警總任職。他們邀我吃飯(意即要我請客)。我想看看是否能從他們口中多問出些蛛絲馬跡,就和他們見面。見面後才知道他們有興趣的是前文所說阿爸發現的「日軍寶藏」。他們拿出當年的晚報頭條剪報,千方百計想從我口中套出阿爸究竟私藏了多少。意思是:如果和他們分享,可以保証阿爸沒事。我告訴他們,所謂寶藏其實是水管之類的建材,並不是他們所想的黃金之類,但他們顯然不相信。我不確知他們是否真是警總的人,但其中一人確實拿証件給我看,只是遮住名字。這兩人纏擾了我好幾次(有一次還多帶來一個「上級」助陣),大概是因為沒有結果才放棄了。

制度性犯法的操控迫害手段

隨著時間流逝,緊張的氣氛減低,漸漸有人(尤其是一向崇拜尊敬阿爸的人)敢講話,我才能大致拼出事情的輪廓。事情出在縣議會七人小組吃喝玩樂(包括觀看日本歌舞團)的「變相報銷」。變相報銷是國民黨統治最虛偽的產品之一。例如那時中央有許多「節儉」的規定,像地方接待中央訪視大員只能有幾菜幾湯之類。只有頭殼壞去的人才會真正幾菜幾湯地招待。報銷時自然只能挪用其他經費項目。這已經成為例行公事,有其標準作業程序:業務人員編好文件,主任秘書就可代主管蓋章批可。阿爸專心工程事務,自然更是如此。


技術上這當然是犯法,但這種結構性犯法卻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操控手段之一。如果誰被看不順眼,就可以選擇性的依法執法,找他開刀。例如阿爸的確有一次(在推託數年之後)被迫「為了黨」替國民黨縣黨部報銷,但卻沒人揭發,出事(以及調查局能查出)的,反而是議會七人小組的帳單,而調查人員很方便的幾分鐘內就搜索到,也非常耐人尋味。還有,這不是什麼大案件,但調查站卻擺出大陣仗,然後又神神秘秘地把阿爸拘留經月,更加令人費解。

阿爸的同事和友人根據其他消息和徵象,有一個判斷:這事由縣長彭瑞鷺的楊姓秘書串通爸爸的江姓秘書設計。其後則有前所述爸爸久居「肥差」卻不肯合作的背景:不只有人想取阿爸而代之,更有人想安插自己人以取代阿爸,以「收復失土」。這個判斷應屬合理,因為開始有人間接傳話說,如果爸爸願意自動辭職,便可以不起訴或判無罪。事後証明爸爸的牛脾氣救了他:他拒絕認罪,更拒絕辭職。

代價高昂的沉冤得雪

最後的結果是爸爸被移送看守所並起訴。第一審雖然判一年六個月有期徒刑,上訴高等法院後還是被判無罪。(律師和必要的打點費,卻也使家裡負了債。在美國的我有幾年在寄回一半獎學金之外,還要兼差打工,國內的阿母跟弟妹自然更是倍加艱苦)。雖然沉冤最後得雪,爸爸在纏訟經年之後,對建設故鄉第一次心灰意懶,當然更不願在彭瑞鷺主政的縣政府做事。復職後他象徵地工作了幾天,便辭職不幹,應吳火獅先生之請,到大台北瓦斯公司擔任工務經理。

我將永遠記得一九六四年八月底那一天。經過台北的朋友請託後,我去調查站看他,他老淚縱橫地談了家裡和我將出國的事後,竟然要我一定要安排公共事業管理所的某位技術幹部來看他,因為他對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有一些可能可以省錢省時的新想法。我當時心裡有幾分生氣、幾分啼笑皆非,但更多的是難以抑制的敬佩。我這老爸對建設的狂熱,在精神上和風格上,簡直和建築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有拚」。

思念和責任

因為篇幅有限,也因為尊重爸爸以建設自傲的志業,我只想寫到這裡。我出國後,尤其是我刺蔣後的爸爸,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必須等他日再寫。顯然是因為早年公而忘私而對阿母所累積的歉咎,退休後他對阿母照顧得無微不至。阿母逝世後,他日夜思念。九年前中風後,「轉去」老家新竹之外,常常吵著要的就是去找はるこ(阿母小名)。我不知道爸爸彌留時腦中出現的是什麼畫面。我希望那是我八歲時的那個早晨:在銅鑼圈的山頂上,他在晨曦裡指點江山,告訴我他參與設計的那條水圳怎麼過溪爬山。只是阿母也應該在影像裡:爸爸一隻手像那天一樣放在我的左肩,另一手就擺在阿母的腰上。
我也希望他彌留時已經忘了他所遭受的不公迫害,因為那應該是我們所有生者所須面對的問題:怎麼大幅改變國民黨帶來的「做事方式」,讓清廉和敬業這兩項普世性的價值實踐,不但不會受到懲罰,而且成為建設台灣時無需思索、不必張揚的第二本能(second instincts),就像爸爸-以及他即將為社會所遺忘的許多同輩-一生所為所展現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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