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瓜石的風笛聲

金瓜石的風笛聲 台北縣 陳泰穎

金瓜石，是個既典型又特殊的台灣山城。典型的地方，在於金瓜石由於地處偏僻，因此逃過了1970、80年代席捲全台的經濟開發與改建風潮，反而留下了台灣在1950年代的典型樣貌。但是在古樸造型的建築群中，金瓜石又有她特殊的地方，由於金礦與銅礦的開採，使得金瓜石成為以農立國的台灣難得一見的礦業城市，過往產金的巔峰年代，金瓜石有著”小香港”、”小上海”的美譽，礦工與投機客，就在這小小的山城裡揮霍著他們的財富。這是我們所熟知、金瓜石的歷史。

不過在金瓜石的百年興衰史當中，令現在的我們難以想像的是，”戰爭”，也曾經在這個曾以礦業著名的山城留下殘跡。六十多年前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大勝，征服了整個東南亞、稱霸西太平洋；因此不少英、美、荷、澳、紐、加、南非等國的軍人，便成為日本皇軍的戰俘，先後約有四千名盟國戰俘被解來台灣拘禁，進行勞役工作。全台灣從北到南，一共有十五個戰俘營。金瓜石的銅礦與金礦，由於屬於重要的戰略物資，特別需要人手進行挖掘工作，因此在金瓜石也設立了一個大英國協戰俘為主的營區，進行採礦工作，自1943年開始至1945年金瓜石營區關閉，曾經有一千多名戰俘在此工作。
規定戰爭與衝突法則的日內瓦公約第三公約，明白寫著「戰俘的住宿、飲食、衛生必須得到保障。」、「不得命令戰俘從事屈辱性或危險性的勞動」、「對戰俘不得施予肉體或精神上的酷刑」。可惜，第三公約制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過後的1949年。這些西方文明社會紳士精神所衍生出來的戰爭法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沒有被崇尚武士精神的日本文明所接受。事實上，日本在二戰期間所崇尚的武士道，多多少少也和十三世紀武士道初萌發之時的意涵，有了相當的差距。在原初的武士道中，武士被教導應該要勇猛作戰，也應該要尊重你的敵人。無奈在日本二十世紀的國家機器宣傳之下，”敵人”不再被人格化，而成了不堪一擊的”暴支”、”鬼畜米英”，武士道也就脫離了本質，成為日軍在戰爭中暴行的精神後盾。如果有人能夠認真研究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軍在戰地與對待戰俘的表現，並且和1920年之後日軍的暴行加以比較，恐怕會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一個在二十世紀初被認為是”東方的西方文明國家”，對待戰俘彬彬有禮的日本，為何會在短短二十年間成為軍國主義的實踐者，這是個令人不解的大哉問。

無論如何，當時在台灣的盟國戰俘，就和他們在東南亞、日本、中國、韓半島等地的袍澤一樣，過著遠低於日內瓦公約精神所界定的戰俘生活。在金瓜石一地，戰俘每天必須在礦坑中不間斷工作長達十二小時以上；伙食甚差，每天僅有二個飯糰果腹。當戰俘每天的工作量沒有達到規定時，戰俘營看守還會用鐵鎚毆打戰俘。又戰俘營內的醫藥設備完全不足，使得戰俘永遠都處於飢餓、恐懼與病痛的折磨中，日復一日。

紅十字會在戰爭期間，仍在運作。他們也提出了探視戰俘的要求，但是日軍總是沒有答應探視，僅回了紅十字會幾張經過安排的照片。在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戰俘們在做體操、列隊進行基督教儀式，臉上似乎堆滿了笑容。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戰俘們的身軀，我們卻總是找不到和我們有著同樣豐潤身材的人，他們的眼窩深陷、肋骨畢現，看就知道是在饑餓與死亡線上打滾的人。日本戰俘管理當局，居然認為用這些宣傳照片可以一手遮天，也未免令人呀然失笑。無論如何，這些原本被拿來當作日軍如何”優遇戰俘”的宣傳，到了今天，卻成為我們理解戰俘艱辛生活的影像見證。

1945年，戰爭的潮流已然改變，台灣也一度被列為美國陸海軍”人行道”作戰計畫的登陸地點(後來改登陸菲律賓與琉球)，日軍自知大勢已去，不希望戰俘得到解放，因此逐步將戰俘北送日本，或是集中於台灣島內較大營區集中管理。金瓜石營區也在1945年春天撤除，戰俘解往大直等營區監禁。但是，日軍仍接到一份”戰俘命令”，要求在戰俘”若有被盟軍解放的可能時，營區看守有權力以一切手段，處決所有戰俘”(在菲律賓的美國戰俘就有人不幸遭此惡運)。幸虧戰爭於八月突然結束，因此這宗戰俘命令並沒有在台灣得到執行。在台灣島上的同盟國戰俘，也在接下來的時間被送往基隆港，由美國海軍及英國皇家海軍運送往菲律賓等地休養、恢復健康之後，再解甲歸國。

我第一次知道金瓜石有戰俘營，是在我還是個小學生時，在報紙上讀到的旅遊情報。但是那位記者是把戰俘營的故事和鄉野鬼怪奇譚等而論之了，所以我沒有從那篇報導中，得到太多有意義的資訊。但是我的心裡面，卻埋下了一個小小的、歷史問題的種子。戰俘如何來到台灣？他們過著的生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深埋心底，直到2005年在網路上偶然瀏覽到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網站，我才發現到這些歷史問題，其實早就有人關心、努力，希望能夠維繫歷史記憶不墜。

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 Memorial Society)是一個由主要由外籍人士組成的歷史性紀念協會，目前協會會長是加拿大籍的何麥克(Michael Hurst)先生。Hurst先生原本因為公務，對台灣與加拿大之間的關係史有些鑽研，結果意外發現，除了一般台灣人耳熟能詳的加拿大牧師馬偕以外，還有加拿大軍人，因為戰爭的原因，而和台灣結緣。Hurst先生在聞知此事之後，便致力奔走於戰俘營歷史的追索，他訪問耆老、標定戰俘營位址、尋訪那些曾經被拘禁在台灣的戰俘與戰俘家屬、甚至遠赴相關國家找尋歷史檔案，逐步拼湊出當時台灣戰俘營的全貌。而為了紀念戰俘營的歷史，Hurst先生與金瓜石地區的文史工作者、黃金博物館、台北縣政府與行政院退輔會，共同合作在金瓜石戰俘營的舊址，興建了戰俘營紀念公園，希望能夠將當時的悲傷記憶，轉化成為一個具體而永恆的標的建物。

我在2005年初識Hurst先生，並且有幸參與了幾次戰俘歷史紀念儀式。在儀式的當中，我也逐漸開始思考一些與東亞歷史有關的問題。小時候，當國民黨政府的威權仍然深植人心的時候，小學生常常得在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時，在學校的策動之下舉行集會，而每回也總都有那些經過師長安排的模範學生，操著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向大家訴說”日寇的暴虐”，如果你仔細傾聽那些演說的內容，你一定會誤認為中華民國和日本仍然處於交戰狀態。同樣的氛圍，在中國九一八事件的紀念式上，也能夠感受得到。Hurst先生本身對日本政府處理二戰歷史問題，是有著堅定的立場的，日本政府做的和德國相比，其實還不夠多、也不夠誠懇。但是在戰俘歷史的紀念式中，我卻無法感受到仇日的論調，他們不是慘遭日軍凌虐僥倖求生的人嗎？要恨，他們最有資格恨了！可是我發現，歷史雖然在中國文化裡面，被稱做是鑑往知來的明鏡，但是在中華文化裡面，歷史的工具性其實是很深厚的。如果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來說，其實歷史在東亞社會與文明中，真的是族群動員的利器，並不明心見性。可是在今年的紀念式當中，除了對戰俘犧牲與苦難的追悼以外，我們更感受到這些西方人對世界大勢的關懷，不管是金瓜石、泰緬鐵路、達豪集中營、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蘇丹達佛地區的屠殺暴行，都在紀念式中被提及，成為教育年輕一代擁有世界公民素養的歷史教材。這些西方人固然感念當時長輩在戰爭中的犧牲，但是如何繼續維持當世的和平，在我看來，卻更是他們希望透過紀念式而持續實踐的精神。換句話說，儘管有歷史學家酸味十足地認為歷史唯一讓人學會的事情，就是人永遠不會從歷史上學到任何事情。但是在這幾場紀念式當中，歷史是很有可能讓人學到、實踐到一些事情的。

今年，金瓜石的戰俘營紀念公園已經落成完工，而以青銅鑄成的”永恆之火”和平紀念錐，也在晴空中面世，成為金瓜石山城地景的一部分。在悠揚的蘇格蘭風笛聲中，人們向戰俘營紀念碑獻花、致意，我也忍不住陷入了自己的思緒中。我還記得戰俘長輩們，儘管回憶起在島上的日子，幾乎都忍不住淚流滿面。但是當他們回憶起那些和他們有短暫交誼，或許一起挖礦、一起種植甘蔗、一起在南台灣酷熱的艷陽下一起清理河道碎石的台灣人時，他們卻忍不住想起那些台灣人在日本看守不在場時，偷偷將魚、豬肉等較有營養而美味的食物、和他們分享的場景。或許我們的祖輩和這些外國人語言不通，但是靠著普世的人類關懷與愛，他們還是能夠進行善意的交流，讓這些流落異鄉、飽經戰火摧折的年輕人，能夠渡過難關。這種慈悲與憐憫的精神，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台灣現在年輕一輩學習、思考的。

在我心中，風笛曲調仍然伴隨著金瓜石的青空、久久繞揚不去。我期盼戰俘營這段慘淡的歷史，能夠給予在台灣的所有人繼續往前、走向光明的勇氣。

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網址 http://www.powtaiwan.org/